今天是 2024年12月31日 星期二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美德，被视为“立人之本”“进德修业之本”“立政之本”。所谓“诚”，就是真实无欺；所谓“信”，就是守信用而不食其言。为人处世以“诚信”为本，就是要求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应做到真诚实在，不失信誉。这是我们安身立命所应有的道德准则。受中华传统美德和家风家训的熏陶与影响，毛泽东从小就认识到了诚信的重要作用，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不仅身体力行讲诚信，而且非常重视政治生活中的诚信建设。
韶山毛氏十分重视以诚信为本的道德伦理的培养。我们从《韶山毛氏四修族谱》中可以看到，韶山毛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等核心部分曾以文字的形式定为家训、家规，严格要求毛氏子孙口诵心惟，不许有丝毫之离越。具体到个人修身养性的内容，家训则概括为诚、信、仁、厚、勤、俭、谦、卑八个字。诚即“心存中正，做事切实，暗室无欺，天日可质”，切不可玩弄机巧和诈术，否则会弄巧成拙、害人不成先害己。信即不说大话，不把事情做绝。而轻许人诺，难以兑现，“招人怨憎，抑人扬己，仇祸即临”。这一家训的基本内容通过长辈们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诚实无诈的优良品德。
据毛宇居回忆，毛泽东在南岸读书时，某次他和一些小朋友到一个农民的菜园里去偷摘黄瓜吃，被主人发现后，其他小孩子逃之夭夭，而毛泽东却站在那里不走，赶忙给主人赔不是。那个农民对毛泽东诚实的举动予以赞赏，连夸他是个“好诚实的孩子”。有一天，毛泽东受父命与弟弟去扯拖泥豆。弟弟调皮，专拣豆子长得稀的地方扯，很快就扯了一大片。他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很密的地方扯，尽管扯得多，面积却不如弟弟的大。父亲来了一看，便称赞弟弟收得快，责备他收得慢。毛泽东走到父亲面前，请他再仔细看看所收豆子的数量。于是，他的父亲无话可说了。
毛泽东从小喜爱游泳。有一天，他和几个同学在南岸池塘里游泳。邹春培老师发现了，怕出事，便决心严惩他们——打手板。邹老师说：“是谁叫你们出去的，谁带的头？”孩子们眼看“大难”临头，面面相觑，吓得不敢出声。毛泽东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邹老师，是我带的头，你要打就打我。”表现出诚实的本性。
青年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了诚信的重要作用，而且从多角度进行了阐释。1912年6月，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中，深刻论述了政务诚信的重要性。1913年11月，他在《讲堂录·修身》中记录了一段名言：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12月，在《国文》中又写道：有万世之通义，如仁义礼智信。
1914年2月，湖南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训定为“公诚、勤俭”。1915年2月，毛泽东在写给表兄的还书便条里诚实地说：“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毛泽东极为推崇人际交往要真诚、守信用。1916年6月24日，他致信好友萧子升说：“前托时惠德言，愿勿食信。”1917年至1918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欺诬足以破信用，信用破则社会交际将受其障害。”
毛泽东的诚信思想还源自家庭环境。1919年10月，他在《祭母文》中说：“吾母高风，首推博爱。……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受良好家风影响，他极为关注社会诚信问题。11月，湖南赵五贞女士因包办婚姻而自杀，毛泽东认为媒婆制度是始作俑者，主张打破说谎的媒人制度。12月，他严词批评湖南矿务局局长向帝国主义出卖矿权：“为虎作伥，唯利是嗜，又焉有丝毫计公益，恤民隐之心。以此欺人，夫谁信之！”表达了对政务失信的强烈不满。1920年1月，在其签名的《湘教职员请撤惩张敬尧》中，揭露了湖南督军张敬尧克扣教育经费，“减成”发放却要学校出具收到“十成”的收据。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欺骗行为，他奔走呼号开展“驱张运动”。
这一时期，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毛泽东十分重视国人的思想文化建设。1920年7月，他发起成立了销售新图书、传播新思想的文化书社。10月，他在第一次营业报告中谈到经营11家出版社图书时，阐述了信用至上、诚信经营的思想：“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而初时交易，多须现款，本社为稳固信用起见，亦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
青年毛泽东在品德修养方面，提倡诚实，反对诈伪。新民学会成立时，由毛泽东起草的新民学会会员章程第四条规定，会员必须遵守的“五不”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虚伪”。1920年5月8日，毛泽东来到上海后的第四天，召集新民学会旅沪会员，以聚会、游园之名，在沪南半淞园路480号召开了著名的半淞园会议。关于学会态度，会议定为“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会议决议，新会员入会必须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项条件，把“诚恳”作为入会的条件之一。
毛泽东以诚交友，坦率真诚。他认为，为人处世首要原则是真诚老实，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在致新民学会会友彭璜的信中，毛泽东说自己的做人准则是“立志真实”，“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这种真实表现在：敢作敢当，承担责任；说到做到，取信于人；保持真我，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时便广交朋友，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1915年6月，他在《致湘生信》中写道：“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实现自己的抱负，绝不能单凭一个人或几个人摸索，必须要有一大批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如果说“立志真实”，保持真我、敢作敢当表现了青年毛泽东的血气方刚和做人准则，那么中老年毛泽东更多的是把为人处世与实事求是、诚信待人结合起来。
毛泽东的一生，朋友甚多，党内党外，或工或农，或文或武，甚至还有外国朋友。在与人交往中，毛泽东都是开诚布公、推心置腹，“诚”字当头，从不遮遮掩掩，都是出自内心的，以真诚的感情面对。
1938年，东北作家萧军只身步行，取道延安去五台山从事抗日武装斗争，住在延安招待所。毛泽东闻知后派人约见，萧军婉拒了毛泽东的约请。几日后，毛泽东邀上丁玲、聂绀弩等萧军旧识，一起到延安招待所拜访，表示欢迎萧军留在延安抗日。毛泽东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的友好、真诚态度，使萧军这位“鲁迅弟子”深受感动。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进入延安，在延安生活一年多后，感到极不适应，牢骚满腹，对其他文艺工作者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941年，萧军萌生去意，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面谈一次。毛泽东知道后，于百忙之中约谈萧军，与他聊文学，谈局势，讲世界观，耐心细致地做他的思想工作。萧军在倾听中明白了毛泽东话的深意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不禁肃然起敬。后来，萧军从作家和党外人士的角度向毛泽东连写两封信，直率地反映延安文艺界以及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索要《毛泽东抗战言论集》等书，以便随身携带学习。
同年8月2日，毛泽东复信萧军：“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毛泽东这封信文笔洗练、风格流畅，既有见地，又有虚心诚恳的态度；既有分寸适度的规劝，又有对萧军人格的尊重和准确的评价。萧军一口气读下来，内心先是觉得震动、灼热，继而又感到难以言状的佩服、温暖。之后，他应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两人又推心置腹交换了很多意见。毛泽东真挚的感情、坦诚的态度再一次打动了萧军的心。萧军逐渐为毛泽东的胸襟所折服，深有感触地说：“是毛主席的容人雅量，讲仁讲义，改变了我的前途和命运。”
谢觉哉是湖南宁乡人，比毛泽东大9岁，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两人就开始并肩作战。1933年，谢觉哉到中央苏区后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谢觉哉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谢胡子”。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9月初。当时，谢觉哉的同乡好友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报馆馆长，邀请正在宁乡县（今宁乡市）云山学堂任教的谢觉哉前往长沙主编《湖南通俗报》。谢觉哉虽然文字功底深厚，又关心时事，但缺乏办报经验。在一次会议上，何叔衡告诉谢觉哉，他特意邀请了一位年轻同志一起来研究办报的问题。这位年轻同志就是毛泽东。谢觉哉阅读过毛泽东的文章，一直希望能一睹他的风采，但又担心地对何叔衡说：“你的主意不错，但毛泽东名气很大，他会不会摆架子啊？”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专门拜访了谢觉哉，两人进行了一次交心的谈话。这次会见，两人交谈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0年后毛泽东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觉哉当时36岁，矮墩结实的个子、清秀的面庞，嘴上留着浓密的八字胡须，说话慢条斯理，虽然还不免带点‘之乎者也’旧文人气态，但是整个举止言谈显得谦睿谦和，诚实可靠。”谢觉哉对毛泽东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
1952年，谢觉哉回忆说：我在《湖南通俗报》的编辑会议上初次见到毛泽东同志。当时，湖南刚赶走张敬尧，何叔衡就约我去编通俗报，我历任小学教员，见闻不广没有编过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我还不能全部领会，但他那谦虚与诚恳的态度、简要的语言，给我印象很深。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毛泽东不但善于听取党外朋友的意见，只要说得对就积极照办，而且对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总是开诚布公，注意让对方放下思想包袱；他不但乐于团结一切爱国进步的仁人志士一道工作，而且善于同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接触，不计前嫌，化敌为友。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毛泽东以其真诚坦荡的胸怀和浩然正气，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毛泽东主张革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对于投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充分信任，人尽其才，委以重任。其中，毛泽东与傅作义的交往堪称毛泽东与投诚起义人士以诚相交的一个典范。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接受改编。3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8月绥远起义前夕，为保证和平起义的顺利实施，毛泽东决定请傅作义和邓宝珊亲赴绥远。当时，有人反对毛泽东的这种做法，认为这无异于“放虎归山”。这种反对意见，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傅作义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在共产党员和群众中替傅作义做工作，给予他信任与关怀。
张治中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生都在为和平而奔走，对中国的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毛泽东称为“和平将军”。重庆谈判结束后，张治中为确保毛泽东等人安全，亲自将他们送回延安。1945年10月12日，张治中乘原机返回重庆。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张治中问：何以见得？毛泽东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有些人是一定不赞成的。还有，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这是做了一件好事。”张治中没想到毛泽东将他为和平所做的努力都记在心里，深受感动。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简称）常委时，不仅向他们阐释中共此次谈判的立场和主张，还积极宣传和解释中共的政策。8月31日，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小民革”的六位常委。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应该以身犯险，纷纷劝谏。毛泽东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后，他们还是十分担心。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道：“大家的一片苦心，我非常理解，非常感谢。国共和谈，化干戈为玉帛，谈何容易！但这却是六万万中国人民的希望。……所以，国共和谈困难再大，我们也要为了和平、为了团结、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尽最大的努力。”看到毛泽东如此坦诚，“小民革”的常委们也开始积极发言。侯外庐说国共和谈好像老头子和少女的联姻，恐怕好事难成。毛泽东幽默地回答道：“不行的话，老头子把胡子刮一刮不就行了吗！”毛泽东有问必答，幽默的话语和坦诚的态度赢得了“小民革”常委们的好感。他们终于了解和理解了中共对谈判的诚意和所作的努力。
毛泽东是诚信典范，一生忠于党、人民和国家，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奋斗了一生。他一生言必信，行必果，因而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爱戴。
毛泽东极为重视诚信建设，认为诚信是一个共产党员必备的基本素质，共产党员应做诚信表率，并在实践中率先垂范。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核心领导人，毛泽东非常重视政治生活中的诚信建设，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诚信思想。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恪守诚信要求言行一致，不欺骗人，诚实而不虚伪，要讲老实话、讲真话。
（一）在新闻领域，一贯倡导并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的原则
新闻战线是党的重要战线，编辑出版工作者应该抱着科学求实的态度从事工作，这是毛泽东政治诚信思想在新闻领域的具体要求。毛泽东在自己的编辑实践中一贯倡导并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的原则。
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连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他把“用事实说话”作为《政治周报》的工作原则。在《怎样办〈时事简报〉》中，毛泽东强调：“文字和材料都是要有鼓动性的。”“但严禁扯谎……《时事简报》不靠扯谎吃饭。”他一贯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文章，并且风趣地说：“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
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在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材料后写给胡乔木、吴冷西的批语中指示说：“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不真实的宣传报道，不仅会扰乱视听，有损报刊声誉，而且会直接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二）在中共七大上专门提出讲真话的问题，要求“不偷、不装、不吹”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特别是我党领导干部，“对同志、对战士、对人民，要讲老实话，是则是，非则非”。毛泽东指出：“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员更应该如此。”毛泽东告诫每一位党员、干部“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
1939年5月，毛泽东批评说：“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1943年6月，他提出干部的标准是“无限忠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口头报告，并专门提出讲真话的问题。如何才能在学风、党风、文风方面做到讲真话呢？毛泽东言简意赅地归纳为三点——“不偷、不装、不吹”。第一，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不要偷。在当时的背景下，一些教条主义者对马列主义只是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对其思想精髓的理解和掌握只是一知半解，甚至不求甚解，但又喜欢把文章当作“吓唬工农干部”“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的工具。因此，毛泽东大声疾呼：“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不要偷。”第二，我们党内不允许装。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任何机关作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作演说，一概要靠马列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有的人喜欢装腔作势，原因就在于自己胆怯，而这种胆怯，究其原因在于对马列主义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但这都不要紧，关键在于要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去学习、钻研马列主义。第三，不要吹，要报实数，“实报实销”。他明确要求，不仅要客观反映自己的成绩，而且要敢于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出来，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
毛泽东关于“不偷、不装、不吹”的讲话可谓循循善诱，语重心长，说到了与会者的心里，引起了大家深刻思考。1945年5月2日，张闻天在七大上发言，畅谈了他的体会：“牛皮是万万吹不得的！过去我们那种以不知为知，以假知为真知，以人知为我知，以小知为大知的，不做精密的调查研究的夸夸其谈的作风，实在不但害己，而且害人。我们必须以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所指示的‘不偷、不装、不吹’的老实作风，来代替我们过去的那种虚浮与空谈的作风。”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中提出“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三要三不要”，共产党员才能真正取信于党、国家和人民。
（三）多次在中央会议上倡导讲真话、说实情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应该重视取信于民，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毛泽东看来，党员干部讲诚信，在个体形象方面表现为讲真话、言为心声，干实事、不图虚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主要阐明了党员对党组织要诚实、坦白、忠诚，对革命理想和党的纪律要有坚定性和自觉性。1937年9月，他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的。1938年，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深刻指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党员干部要讲真话、求真务实。1957年3月，他在《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呼吁：“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 1959年4月，他在《党内通信》最具影响力的第五篇中向干部推心置腹地谈了讲真话问题。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捅到最基层。在这里，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两句“讲真话”的至理名言。一句是“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另一句是“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1959年，毛泽东多次在中央会议上宣传敢讲真话、说实情的海瑞精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这既从反面阐明了党员干部诚信缺失的个体表现，又在深层次上揭示了诚信缺失的组织原因。随后，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带头作自我批评，检讨工作中的不足，这种实事求是对待自身错误的态度，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诚信品德。
（四）批评讲假话的人，感谢说实情的人，赞扬老实人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北省负责人王任重、王延春、赵辛初和几位地委书记座谈，中心议题是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为了能听到真实情况，他开场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可不按提纲发言，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会浪费时间。”没想到大家一发言，只讲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而对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或一掠而过。对此，毛泽东有点不耐烦了，说：“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他宣布休会并派人转告王任重，明天再开会要畅所欲言。王任重连夜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重新研究、讨论规划问题。第二天上午再开会，大家畅所欲言，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很失望，今日的会议使我很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1960年冬，中南海毛泽东的会客室来了一位中等身材的农民，他叫贺凤生，是湖南省华容县隆西公社隆庆大队的生产队长。他的父亲贺晓秋和毛泽东是表兄弟，曾两次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救了毛泽东，第二次还拿出现洋给毛泽东作路费。贺凤生这次是因对“大跃进”的一些不满，要面陈毛泽东。毛泽东鼓励贺凤生：“感谢你为中央提出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同志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贺凤生心里热乎乎的。他想不到一个普通的农民能得到毛主席这样热切的关怀，更想不到他直率地反映的真情居然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多么平易近人的作风，是何等博大的襟怀呀！
1963年10月毛泽东到湖南，多次听取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关于湖南的形势和农业问题的汇报，称赞他讲老实话，是老实人。最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党内有两种人，一种讲真话，一种讲假话。党的干部要讲真话，做老实人。对讲假话的人要针锋相对，不能让其占便宜，对讲真话的人要给予照顾和支持。
毛泽东重视倡导党的干部要讲真话，做到政治诚信，具有重要的意义。党和国家讲诚信、守诚信、行诚信，对内不仅能获得广大群众的信赖、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同时也有利于社会整体诚信水准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对外则能提高我国信誉和威望，赢得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从而拥有真正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政治诚信建设进行的积极而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为我国新时代的政治诚信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