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十分关注改革，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及改革红利问题。出席中国质量（北京）大会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要大力推进改革创新，以结构性改革来推进结构性调整，通过激发改革红利来释放结构调整红利，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好政府监管的有效作用，发挥好社会共治的积极作用，同时积极扩大国际合作，共同推动质量发展、质量提升。 

　　总理的讲话透露出我国政府在改革上的坚定决心。激发改革红利的诉求，显示决策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思熟虑和高瞻远瞩。我们再不能把眼光仅仅停留于经济形势的一时一地，更不能停留在经济发展的表面成绩上，必须关注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持久动力。这个动力的获得，只有依靠深入的改革。 

　　改革的必要性毋庸多言。在经历一波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后，中国经济已进入到一个增长率相对较缓的发展时期。目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减，资源红利正在稀释，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开放红利也发挥受限，这时候就需要新的改革红利补上来。 

　　那么，改革红利从何而来？从当前形势来看，做大增量的空间已剩不多，须转变思路，寄望于做优结构。事实上，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也是一种投资，通过这种改革投资所获得的成果当然就可以称为利润了，这种利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改革红利。换句话说，改革红利就是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发展优势，提高发展效率，进而带来超过原来资源配置方式下所能获得的增量收益和回报。西方经济学在阐释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时，把除去要素数量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之外，由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要素质量提高带来的“赢余”或“多出来”的部分，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其内涵，与改革红利基本重叠。 

　　基于此，总理所说的“通过激发改革红利来释放结构调整红利”就不难理解。显然，有效地调整优化投入结构和投入方式，仍然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来获得经济结构改变带来的新的改革红利。因此，新的改革红利将主要不再来自增量改革和帕累托改进（经济学术语，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而是来自于存量改革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相对于帕累托改进而言，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进了），将更多地面对结构调整和重组所带来的利益争夺战。所以说，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我国必须着力构建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体制机制，通过“分蛋糕”来创造新的改革红利。 

　　在这个过程中，质量扮演着重要角色。事实上，中国质量出现的问题，也表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能力弱。促进增长动力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构建以科技、管理创新和消费拉动为主的新的动力结构格局，这是结构调整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显然，在这个新的动力结构中，质量是其基础性元素。促进以规模扩张和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方式向更多依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增长方式转变，质量是核心；通过提升第二、三产业的科技含量来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质量是关键；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支持企业进行管理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创新环境，建立以高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对象的人力资本管理机制，质量是基础；促进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和不断升级，质量是保障。 

　　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我们要使中国的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质量极为关键。因此，我们必须在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中把质量问题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质量提升不断释放改革红利。